总投资9亿元 广东肇庆高新区中心人民医院开工

其中，2016年1~10月，累计推广实施重点项目3.5万个，完成替代电量883亿度，达到2013年的6.3倍。

大量企业违规使用水资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不到位等问题突出，进一步加剧全区水环境保护严峻形势。自治区、地市进行了20多次查处，但是个老大难问题。

2014年和2015年，国土部门和环保部门违规审批位于蒙格罕山自然保护区的采石场项目。被督察地方党委和政府将根据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30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向社会公开。据介绍，中央环保督察组实施督察以来，内蒙古共办结环境问题举报1637个，关停取缔违法企业362家，立案处罚206件，拘留57人，约谈238人，问责280人。据介绍，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异味扰民问题长期存在，2013年以来，自治区各级环保部门共收到关于北方药业的投诉达143件。29个工业园区未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2014年9月，新京报独家报道了内蒙古阿拉善盟腾格里工业园区污水直排沙漠腹地。

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湖生态功能恢复任务仍然十分艰巨。11月12日，督察组首先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反馈督察意见。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处处长李昆生说，目前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约570万辆，年污染物排放总量约50万吨，在PM2.5本地污染贡献中，机动车排放贡献比例占比最高，达30%以上，非采暖季可达到40%以上。

此外，新预案还因地制宜细化了停产停工措施。方力说，将以污染减排力度不降为目标，按照正面清单、负面工序的思路，将停限产目录内企业整体停限产细化为有大气污染排放的工序停限产，其他非污染工序可正常生产。新预案还加强了机动车污染减排力度上述报告称，2015年冬季，京津冀两次联动应急减排措施使得北京市PM2.5平均浓度分别下降17%和20%-25%，说明在重污染天气启动应急预案，能够有效降低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进而显著削减PM2.5浓度峰值。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21日发布最新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体现了京津冀统一预警分级标准，并根据北京市污染源特点，强化机动车减排，未来，重污染橙色、红色预警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在北京市域内禁行，新预案12月15日起实施。今年7月，中国工程院发布的《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认为，尽管京津冀地区气象条件较2013年有转差趋势，但对治霾措施给予肯定。

方力说，将以污染减排力度不降为目标，按照正面清单、负面工序的思路，将停限产目录内企业整体停限产细化为有大气污染排放的工序停限产，其他非污染工序可正常生产。据他介绍，重污染蓝色预警，为预测未来将出现1天5级重度污染;重污染黄色预警，为预测连续2天及以上出现5级重度污染;重污染橙色预警，为预测连续3天出现5级重度污染，其中1天达到6级严重污染;重污染红色预警，为预测连续4天及以上出现5级重度污染，其中2天达到6级严重污染，单日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500时，也要启动红色预警。方力指出，北京市2012年首次发布实施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4年来，应急预案对减缓重污染积累程度、保护公众健康发挥积极作用。在停课、停学方面，新预案措施体现了差别化。

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处处长李昆生说，目前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约570万辆，年污染物排放总量约50万吨，在PM2.5本地污染贡献中，机动车排放贡献比例占比最高，达30%以上，非采暖季可达到40%以上。综合考虑地区空气质量差异、学校教学条件，以及学生停课涉及到的家长看护、教学安排等多方面因素，将统一停课措施调整为由市、区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属地实际情况，指导中小学、幼儿园，采取弹性教学或停课的防护措施。新预案还加强了机动车污染减排力度。方力说，按照优先削减高污染排放车的原则，重污染橙色预警时，实施全市国一、国二排放标准汽油车及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行的应急措施;重污染红色预警时，在橙色预警禁行的基础上，全市其他车辆实行单双号行驶(纯电动汽车除外)。

据介绍，按照总体措施力度不减、重点措施细化加强、局部措施优化调整的原则，新预案还因地制宜细化了停产、停工措施，并在停课、停学方面采取差别化方案。此外，新预案还因地制宜细化了停产停工措施。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方力说，按照环保部要求，考虑到污染物单日高浓度值等因素，新预案体现了京津冀统一预警分级标准实施方案中的关键词实施方案发布后，其中不少关键词立即牵引了人们的视线，引发关注和热议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整合现有制度;一证式管理，减轻企业负担;企业要建立排污台账和申领、核发、监管流程全程公开，等等。

这里面就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它是用来约束企业的，企业要按证排污，自证守法，其中的重点就在于对排放行为的许可怎么定;其二，它也是用来约束政府的，环保部门要依法发证，依证监管，重点在于作为一项制度要如何保障执行。杨朝飞说，这就是许可证制度虽然提了几十年，却一直未能建立起来的内在原因。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陈蒙蒙告诉《世界环境》，江苏过去虽然一直都有在发排污许可证，比如在苏州工业园区，那些外企也都拿到了基层环保局发给他们的排污许可证，外企就理所当然地觉得，这就是法定给他的许可了。一直到2015年，环保部打响了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转型攻坚战，许可制改革开始酝酿，他才欣喜地看到转机。所有的环保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能被允许排放些什么类型的污染物，是直接排河里呢还是排进综合污水厂呢;是通过高烟囱排出去呢还是大面积挥发性的排出去的呢;排放污染物的浓度和频率限值是多少;一定时期内的排放量最大能是多少;企业自己要做好哪些监测和记录;要多久上报一次排污记录;特殊情况下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保障怎样的排放限制，等等。许可证到底是什么?十年了，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眼里，这十年是他在孤独中坚持研究许可证的十年，也是中国环保失落的十年。

在杨朝飞当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期间，从07年到09年，国务院曾连续三年把排污许可制度的立法列入立法计划。2016年11月21日，国务院发布《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81号文，简称实施方案)，进一步落实中央关于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的部署，对污染物的排放者和管理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看起来干了很多工作，但是管理的实际效果并不好。环保部排污许可证实施领导小组一位成员说：这个问题以前一直没有说清楚，但是中央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了方向。

其实，早在一年前国合会的年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就已经预告了许可制改革最终目标：以排污许可制度为核心，整合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建立统一的环境管理平台，实现排污企业在建设、生产、关闭等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全过程管理;实行一企一证;实行一证式管理;明晰各方责任，强化监管，落实企业的诚信责任和守法主体责任，推动企业从被动治理转向主动防范这之后，排污许可制改革成为了环保部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成为了整个环保界和企业界重点关注的话题。在参考国际上已有的成熟理论并与三十年来的环保管理实践经验相结合的基础上，领导小组又展开了密集的地方调研、行业调研，经历数十轮的专题讨论和多次的征求意见，以实施方案为顶层设计的排污许可制度改革正式全面启动。

不仅如此，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环保一直就没有明确环境质量目标的核心地位，许可证制度实际上也并无大用场，也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残缺摆设。宋国君说：现在，终于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了。目前国家发布的实施方案基本思路是与成熟的国际经验接轨的，它是我们多年来环保管理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按照我们目前的现实基础制定的改革路线图。这些制度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在不同的阶段解决了一些紧迫而突出的环境矛盾，可是最大的问题，围绕着污染源的不同环境管理制度之间衔接不上。

比如说，环评的就管环评，提了要求就给批了，也不管后面到底能不能落实，总量核查的不管达标排放，执法用不了在线监测数据，有时候会发生重叠哪些企业、哪些污染物应该管、怎么管，各职能部门都各自有一套逻辑，不同的要求常会发生冲突;有时候又是脱节的，比如环评报告批复文件中对企业在某地的排放行为可能提出很多更严格的要求，但是按照现行的法律，只要企业在实际生产活动中的排放不超标，环保部门就算发现了企业没有执行环评的要求，也没有办法落实处罚，导致环评落空。他解释说，根据实施方案，排污许可证是企事业单位在生产运营期接受环境监管和环保部门实施监管应当遵守的主要法律文书。

2016年1月11日，环保部成立了排污许可证实施领导小组，并设置了综合组、大气组和水组3个工作组，时任环保部总工程师的赵英民负责牵头。而所有企业都要持证排污，按照所在地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承担相应的污染治理责任则是明确了许可证存在的目的是围绕环境质量改善的中心工作服务，环境质量的改善是唯一目标;制度统领和一证式管理的定位则描述了许可证制度的基础性地位，对固定污染源的诸项管理制度而言，它既不是附属，也不是并列，而是一个基础平台，其他所有相关的制度、要求，都要经历配套的改革衔接、融合进来。

他告诉《世界环境》，排污许可证制度在国际上早已经是被广泛采用的成熟的制度，是对固定污染源实行过程管理即全生命周期一证式监管的基础性制度。从那时候起，领导小组就开始讨论、起草、审议、修改包括实施方案草稿在内的所有的改革文件。

在2016年接近尾声之际，酝酿多年的排污许可制度终于展现了蓝图。等待多年的路线图我们一直缺的就是环保制度的顶层设计，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告诉《世界环境》：从70年代起，中国的环保制度建设就起步了，可以说门类早就比较齐全了从事前预防的，到事中、事后监管的，都有了。固定源管理的难题亟待寻根问底地得到解决。一位环境经济学专家兴奋地评价说，同在一个微信讨论群的另外几位学者当即对此表示赞同。

2016年年初，环保部排污许可证实施领导小组请他作为专家组成员，一同参与了改革路线顶层设计的讨论。然而，一些方向性的争议终究需要国家层面来定调。

比技术性的载明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回答许可证到底是什么，它扮演什么角色，目的是什么。这些措辞完全是颠覆性的，真要成为现实，将重新定义现行的固定污染源管理制度，企业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也将发生重大的改变。

近日，我国多地大面积的雾霾正牵动着人们的神经，而被环保部确诊为主要污染源的工业源依然难辞其咎，无论是在排放量上，还是在可控程度上都还是个老大难超标普遍，造假不断，新闻媒体上不断刷新多路环保督查组曝光式的公告。这项制度的建设也是在第一任环保局长曲格平时代就提出来了，那个时候许可证是作为环保制度建设的新五项之一，也正因为它只是之一，而没有明确其基础性，统摄不了其他制度，所以也一直难产。